傅立民:當美國與中國相敵對時……

2019-06-02 17:16:21 作者:傅立民 來源:財經會議資訊 瀏覽次數:0 網友評論 0



傅立民:當美國與中國相敵對時……
 
財經會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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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與中國的敵對式共存
 
On Hostile Coexistence with China
 
Remarks to the Freeman Spogli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China Program
 
 
本文作者傅立民(Chas W. Freeman,Jr. 查斯·弗里曼),系布朗大學沃森國際與公共事務研究所資深研究員。他是資深外交官、中美關系專家,離開公職后經商也寫書。1972年尼克松訪華期間他擔任首席翻譯,上世紀80年代出任美國駐華使館公使,他還曾任美國助理國防部長、美國駐沙特阿拉伯大使等職。通曉中文,著有《論實力》《有趣的時代》等書。本文是傅立民先生53在斯坦福大學“新冷戰?:銳實力,戰略競爭和中美關系的未來”系列座談會上的發言。
 
演講原文:
 
特朗普總統與中國的貿易戰迅速蔓延到了中美關系的其他領域。如今華盛頓試圖解除中國經濟與美國經濟的相互依賴狀態,削弱中國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抵制其對外投資,對其公司造成破壞,阻礙其技術進步,對其背離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許多做法施加懲罰,向其邊界地區發起挑戰,了解其國防信息,并保持隨心所欲地穿透這些國防設施的能力。
 
這些做法所傳遞出來的與中國相敵對這一信息是一以貫之的,也是顯然可以理解的。大多數中國人都認為這反映了美國的一種協調一致的觀點或者戰略。但事實并非如此。
 
如今在華盛頓,已經不存在井然有序的政策過程,從而協調、和緩,或是控制政策的制定以及執行過程了。恰恰相反,這名民粹主義總統事實上宣布針對中國進入了“言論開放期”。這使得特朗普政府中的所有人都可以隨心所欲地抨擊中國。所有參與國際事務的部門和機構——例如美國特別貿易代表、國務院、財政部、司法部、商務部、國防部和國土安全部——在對待中國的問題上都在各行其是。總統掀起了一場毫無組織紀律的突擊行動。他顯然認為,這會對中國施加更大的壓力,從而令中國屈服于自己的保護主義和重商主義要求。當他于2020年尋求連任時,這將成為可供他吹噓的業績。
 
特朗普總統任期是建立在下層中產階級對于被移民所取代以及工作崗位被外包給外國人的恐懼情緒基礎上的。他的競選活動在美國老百姓——尤其是虔信宗教的美國老百姓——對于本國管理層和政治精英對于自己福祉顯而易見的輕蔑對待與無動于衷所產生的憤怒情緒中尋得了根基。對于很多人而言,中美之間貿易的不平衡以及中國對美國技術的竊取,成為了解釋收入分配越發不均、機會平等每況愈下、就業市場的去工業化以及樂觀情緒煙消云散等美國社會中種種現象的原因。
 
就對中國的看法而言,如今許多美國人都在潛意識里將傅滿洲那陰險的形象、日本在令人緊張不安的八十年代向美國工業和金融方面的支配地位發起的挑戰,以及生存遭到威脅的危機感(類似于催生了《排華法案》的反華情緒)結合到了一起。
 
與此同時,2008年金融危機所暴露出的美國精英階層的無能,種族暴力事件和大規模槍擊事件的不時爆發,華盛頓政壇一而再再而三陷入癱瘓的處境,再加上“美國優先”這一傲慢的單邊主義口號,也極大地降低了美國對于中國精英的吸引力。
 
結果就是,如今中美關系之間的互動充斥著對彼此的責難,卻缺少在經驗上具有足夠依據的信息,以佐證其行為所激發出的激動情緒。對于雙方來說,對方都被認定犯下了大錯。針對對方的指控,雙方都無法通過任何程序來證明自己并無過錯。沒有根據的胡亂猜測、推想、從可疑的假設出發進行先入為主的推理,以及媒體所引發的幻象,都一而再再而三地被重復,以至于被當做了事實。當代美國民粹主義的煽動確保了在這個國家,壓根不需要任何證據,就可以激發起有關中國的大聲喧嚷。與此同時,中國用民族主義情緒來回應美國粗暴的言語,將打碎了的牙齒咽進肚子里,克制著不以相同的方式展開反擊,同時默默地謀劃著進行報復——“君子報仇,十年不晚”。
 
我們正在步入的不只是后美國時代,還是后西方時代。在許多方面,新興世界秩序的輪廓尚不清楚。但其中有一個方面是確定的:在全球治理和地區治理之中,中國將發揮更加重要、美國將發揮更不重要的作用。就這一未來而言,對于中國財富和實力的與日俱增,特朗普政府的回應并非吉兆。中美兩國如今形成的相互憎恨和敵對的這一模式可能造成不可磨滅的影響。果真如此,對于兩國以及對于世界的繁榮與和平而言,其后果都將是極其不安的。
 
就目前而言,美國與中國的關系似乎成為了由諸多相互矛盾的勢力與因素混合而成的載體,這其中各種勢力與因素都各有自己的宣揚者和支持者。某些人的憎恨情緒抵消了另外一些人的贊賞之情。現在美國政府中似乎沒有一個人評估了這種以不加協調的方式對待世界上最大的新興國家,對美國的總體利益以及福祉會造成何種影響。在美國似乎也很少有人考慮了與中國的敵對關系對美國及其亞洲伙伴造成的損害,要超過對中國造成的損害這種可能性。或者,在極端情況下,中美之間的敵對關系甚至可能導致毀滅性的跨太平洋核交火。
 
對于中國的某些抱怨之聲來自于扭扭捏捏的恐華者,這些人將自己與特朗普總統捆綁到了一起。他們的有些抱怨之聲是完全有理由的。中國慢慢接受了知識是可以被排他性占有的財產這一資本主義觀念。但這畢竟是與將復制視為奉承而非對天才的侵犯這一中國千年以來的傳統相悖的。中國商界人士不僅僅針對彼此展開剽竊知識產權的行為,針對外國人也是如此。其他人在過去或許也有過相同的行為,但他們這樣做的程度都無法與中國相提并論。單是中國的體量就使得其侵犯知識產權的行為變得不可容忍了。在不尊重私有產權的態度得到糾正之前,無論是中國的市場經濟,還是中國的國際貿易與投資關系,其潛力都是無法實現的。美國和歐盟堅持要求中國政府解決這一問題,這樣的態度是正確的。
 
許多中國人也對此表示同意。在中國國內市場中有一部分人默默地歡迎外國為強制執行專利與商標法而施加的壓力,因為他們也是大量商標與專利的創造者。甚至還有更多人希望貿易戰會迫使中國政府重振“改革開放”。更加公平地對待外國投資的中國公司不只是個合理的要求,而且符合在經濟上占據主導地位、但在政治上占據弱勢的中國私人部門的利益。中國的保護主義是一扇并未上鎖的門,美國及其他人應該繼續推這扇門。
 
但其他針對中國的抱怨則要么是部分有道理的,要么是毫無道理的。有些人回想起了赫爾曼·戈林在紐倫堡審判時的世故言辭:“人們總是會滿足領袖的要求。這很容易。你需要做的只是告訴他們,他們遭到攻擊了,并且譴責和平主義者缺乏愛國精神、令國家暴露在危險面前。在任何國家,這一套做法都奏效。”在中美之間安全關系惡化的過程中,這樣的操縱式邏輯就在發揮作用。社交媒體和專業媒體使得一切都顯得像是真的一樣,卻使得任何真理都遭到質疑。這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在陰謀論、虛假敘事、偽造的報道、虛構的“事實”以及公然的謊言等污濁難聞的互聯網世界里,有關中國的毫無根據的假定迅速成為了根深蒂固的信念,早就遭到駁斥的迷思和謠言輕而易舉地就會死灰復燃。
 
想想吧,一名印度雄辯者發明的這一精煉的短語——“債務陷阱外交”(debt-trap diplomacy)——迅速就被普遍接受,被認為是概括了中國的掠奪性國際政治-經濟政策。然而,被加以引用的所謂“債務陷阱”唯一的例證只不過是漢班托塔港(Hambantota),這是此后遭到推翻的斯里蘭卡前專制總統發起、為自己的家鄉增光添彩的一個項目。他的繼任者作出了正確的評判,認為這是一個大而無用的項目,于是便將其轉交給了中國公司,并且要求這家公司將債務替換為股權。為了收回自己的投資,這家中國公司如今必須為這座港口建設經濟腹地。與其說漢班托塔是“債務陷阱”的例證,不如說這是一筆被套牢了的資產。
 
此外,中國如今常常被指責犯下的某些錯誤,其實用來指責當前的美國,要比指責中國更加合適。此類最具諷刺意味的指控之一是,指責中國——而不是反社會的、向國際現狀發起進攻的“美國第一”政策——破壞了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和那些睿智的美國國務家在70多年前塑造的多邊秩序。然而,無視《聯合國憲章》、退出各種條約與協定、試圖令世界貿易組織的爭端解決機制陷入癱瘓、以雙邊保護主義計劃取代以比較優勢為基礎從而為國際貿易提供便利的多邊機制的,是美國,而不是中國。
 
世界貿易組織的本意是成為重商主義——這又被稱為“政府管控下的貿易”——的“解毒劑”。中國變得愈發強烈地支持全球化和自由貿易。全球化與自由貿易是中國崛起、實現繁榮的首要源泉。中國成為美國設計并實現的那一貿易與投資機制的堅定捍衛者,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相較之下,特朗普政府則完全是重商主義的,即試圖通過將進口降到最低程度、將出口擴大到最大程度,通過單邊施加關稅與配額,同時令美國免于受那些它堅持要其他國家服從的規則限制,來提升本國實力。
 
除了指出“與中國的接觸未能轉變中國的政治體制,因此應該放棄這一戰略”這一命題的荒謬性外,我不打算再繼續討論這一問題了。那些最為激烈地宣揚這一虛假命題的人士,正是那些曾經抱怨稱改變中國的政治秩序并非與中國接觸的目標、但應成為這一目標的人士。他們如今卻又因與中國的接觸并未實現他們希望實現、并且曾經知道并未實現的目標,而譴責這一戰略。很能說明問題的是,美國與其他非自由主義社會(例如埃及、以色列所占領的巴勒斯坦領土,或是杜特爾特治下的菲律賓)的接觸,都并未因未能改變這些社會而受到譴責。
 
盡管如此,我們也不應該低估美國對中國開放40年對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所造成的巨大影響。美國與中國的接觸幫助中國制定了迅速地使得至少五億人口擺脫貧困的政策,將中國從一個憤怒、貧窮、孤立、希望推翻資本主義世界秩序的國家,轉變成了一個主動、越來越富裕、成功地參與這一秩序的國家。它催生了一個現代化的經濟體,這個經濟體如今已經是世界經濟增長最為強大的推動力,而且直到貿易戰打響之前,這一經濟體還是美國增長最為迅速的海外市場。
 
美國與中國的接觸幫助改革了其教育體系,創造出了一支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方面的勞動力,這支勞動力已經占據了全球經濟中此類勞動力總數的四分之一。中國曾一度拖了人類發展的后腿,但如今卻成為了加速推動人類發展的發動機。這樣的轉變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美國與中國接觸戰略的深度與廣度。
 
此外,我們也不應該低估中美之間經濟脫鉤、政治敵對和軍事對抗可能造成的潛在影響。美國如今的政策正在使得上述現象變得制度化。即使中美兩國結束了當前這場貿易戰,如今華盛頓似乎也已經下定了決心,要盡其所能遏制中國。有理由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美國能夠成功地做到這一點嗎?試圖做到這一點,代價和后果會如何?如果美國放棄與中國的接觸,美國對中國未來的演變還能施加怎樣的影響——如果說還能施加任何影響的話?在中美兩國敵對式的共存這一條件之下,中國未來的演變看上去會是什么樣子的?
 
接下來我將針對這些問題,列出可能的答案。
 
首先,降低中國與美國經濟相互依賴程度的后果是什么?
 
如今將中國與美國經濟聯系在一起的供應鏈是經由市場管控下的比較優勢塑造出來的。美國試圖強行實施政府規定的關于中國購買農業產品、半導體以及此類產品的額度。這樣的做法象征著政治勢力凌駕于市場力量之上。通過同時退出《巴黎氣候協定》、《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伊朗核協議,以及其他一系列協定與條約,華盛頓表明了自己不再能夠被信任會尊重契約的神圣不可侵犯性。美國政府還表明了,它可以無視其農場主和制造業工廠主的經濟利益,強行施行由政治動機推動的對這些產品的禁運。中國從近來美國外交舉動中吸取的基本經驗就是,人們不應再信賴美國的言辭,或是依靠其工業與農業出口品了。
 
出于這些原因,中國與美國之間將要達成的貿易“協議”——如果兩國之間會達成貿易“協議”的話——充其量只不過會是后續爭斗之前的停火。這將是短期的權宜之計,而不是長期的重振中美之間的貿易與投資關系,使其變得更加有利于美國的利益。中國政府未來將不會允許中國變得過于依賴涉及像特朗普的美國那樣反復無常和充滿敵意的國家的進口品或是供應鏈。與之相反,中國將開發美國以外的食物、自然資源和制造品來源,同時提高自力更生的程度。美國工廠主和農場主進入中國市場受到限制,這將導致美國的經濟增長率受挫。通過試圖減弱美國與中國相互依賴的程度,特朗普政府在不經意間使得美國成為了正在迅速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消費市場的中國市場最后考慮的對象。
 
中國經濟的規模還將令美國制造商“失去”中國市場的后果進一步雪上加霜。中國服務業之外的經濟已經令美國服務業之外的經濟相形見絀了。經濟規模是很重要的。建立在具有無與倫比規模的國內市場基礎上的中國公司,所具有的規模經濟,使得它們在國際競爭中獲得了巨大的優勢。隨著中國對美國的保護主義做法以牙還牙地進行報復,生產諸如建筑器材或是數字交換機等商品的美國公司剛剛因為被增收了關稅,而在中國市場上被置于了嚴重的不利地位。美國公司如今在中國市場上遭受的此類新障礙的一大副作用在于,中國公司不僅可以在中國市場上,而且還可以在第三國市場上,與美國公司展開更加有效的競爭了。
 
其次,美國試圖阻止中國在全球治理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與此前美國試圖說服盟國和貿易伙伴抵制中國發起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努力相比,這樣的做法成功的可能性并不會更高。此舉會導致美國陷入孤立,而不是中國。從外部對“一帶一路”倡議以及與之相關的項目指指點點,并無助于將其塑造得有利于美國的利益。這只會剝奪美國公司通過參與其中而可能獲得的利益。
 
美國的所作所為似乎是出于對單純的雙極世界秩序的懷舊之情。在這樣一種雙極世界秩序之中,可以通過向其他國家施壓的方式,迫使其站到美國這一邊,或是站到美國的對手那一邊。然而,和美國曾經的對手蘇聯不一樣,中國并不受阻于功能失調的意識形態與經濟體系。更加重要的是,如今的中國是國際社會至關重要的一個成員,而不是像蘇聯那樣的局外人。如今,沒有國家還愿意被迫在北京和華盛頓之間作出選擇了。恰恰相反,它們都試圖盡可能地從與中國、與美國,以及與其他國家的關系中獲取最大利益,只要這些國家能夠為它們帶來好處。非此即彼的選擇、外交官的群體思維,以及冷戰風格的陣地戰,已經被民族性身份政治和對于政治、經濟與軍事利益的投機式追求取代了。過去的效忠情況再也不能決定當下的行為了。
 
可悲的現實是,曾經引領創建了布雷頓森林體系——這一體系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體系的核心——的美國,如今卻既不為這些機構及其成員提供資金,也不推動其改革。而在供給、需求、財富和實力都發生了轉移的情況下,要想推動發展,資金和改革都是必不可少的。中國與其他國家正在創建的那些新的組織,例如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等等,并非是在以掠奪的方式闖入由美國主宰的國際金融這一領域。創建這些組織,是針對金融與經濟需求未獲得滿足所作出的必要的回應。譴責這些組織,并不能改變現實。
 
其他國家并不將這些組織視為取代此前存在的那些放貸機構的組織,長期以來這些機構都是由美國領導的。這些新的機構對世界銀行以及地區性開發銀行構成了補充。它們的運作方式比起布雷頓森林體系的那些機構所開創的放貸規則有所改善。中國是這些新開發銀行的主要出資國,但并不像美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里那樣,擁有否決權。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職員來自多個國家(占據關鍵職位的還包括美國人)。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的首位行長是印度人,而且迄今為止其主要放貸行為都發生在南非。
 
華盛頓選擇了抵制中國發起的一切事物。迄今為止,旨在排擠和削弱中國影響力的這種做法所造成的可悲的、但完全在預料之中的結果便是,中國的國際影響力非但沒有遭到削弱,反而更加擴大了。通過拒不參與此類新機構,美國使得自己在多邊發展金融領域的總體治理過程中變得越來越無關緊要了。
 
第三,美國試圖阻撓中國的國際投資,遏制其技術公司,并阻止其科學與技術進步。
 
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為阻止中國對美國工業和農業進行投資的行動被廣為宣傳,并且變得越來越頻繁了。美國官方對華為和中興等中國電信公司的譴責也越來越頻繁,還不時地采取行動,試圖令其倒閉。美國聯邦調查局開始大聲提出警告,聲稱美國大學校園中的大量中國留學生對美國構成了威脅,這令人不安地回想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反德情緒,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反日情緒,以及冷戰時的反共情緒。華盛頓正在調整簽證政策,使得這些“危險的”人們被美國大學錄取的難度增大。華盛頓還發起了一場咄咄逼人的運動,試圖說服其他國家也拒絕作為“一帶一路”倡議內容的中國投資。
 
總而言之,這些政策說明美國政治精英決定阻撓中國的發展,而不是通過投資來加強美國與中國競爭的能力。然而沒有任何理由能夠令人相信這種做法可以取得成功。在過去三年間,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增加了兩倍還多。第三方國家公開地拒絕和美國一道反對深化與中國的經濟關系。它們想要獲得的是中國投資將提供的資本、技術和市場開放。美國對于這些國家與中國做生意的意愿提出譴責,但在這樣做的同時,很少有美國公司能夠為它們提供可以與中國競爭者提出的條件相匹敵的報價。什么都不付出的話,你是無法戰勝別人的。
 
同樣還不清楚的是,美國政府對中美兩國之間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方面勞動力的合作加以阻撓,這種做法會使得中國還是美國遭受更為嚴重的傷害?情況很有可能是這樣:遭受最嚴重傷害的會是美國。相當多的土生土長的美國人似乎對宗教迷信、魔法和超級英雄比對科學更感興趣。美國在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方面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歸功于移民,以及美國高校中的中國與外國研究者。特朗普政府卻試圖對這兩者都加以限制。
 
中國已經擁有了全世界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方面的勞動力總量的四分之一。如今,中國每年畢業的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方面的畢業生數量為美國的三倍(諷刺的是,在美國,有相當數量的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方面的畢業生是中國或者其他亞洲國家的留學生。在美國學習計算機科學的學生中,約有半數是中國或者其他亞洲國家的留學生)。美國與中國科學家不再進行接觸,再加上美國研究機構中中國人數量的減少,只會進一步阻礙美國的科學進步。
 
中國正在迅速增加對于教育、基礎科學、研究和開發的投資,然而美國卻在減少對于這些活動的投資,而這些活動正是技術進步的基礎。在中國,創新的速度正在明顯加快。在其他國家的科研人員繼續相互交流的同時,讓美國不再與中國的科研人員進行接觸,會導致美國面臨著不只落在中國之后、還會落在其他外國競爭者之后的危險。
 
最后,美國軍隊正在與中國對抗。
 
美國的海軍和空軍每天都在中國海岸進行巡邏,打探著中國的國防設施。美國在與中國開戰時的戰略——例如因臺灣問題而開戰——有賴于克服中國的這些國防設施,從而能夠對中國的內陸進行打擊。美國剛剛退出了《中程核力量條約》,部分原因就是為了能夠在中國周邊地帶部署核武器。就短期而言,因意外事件而觸發戰爭(例如由南海和釣魚島的小事故觸發,或是由臺灣政客超出中國大陸對這個島嶼懸而未決的政治現狀的容忍程度的某些舉動觸發)的風險正在增大。這些威脅促使中國的國防預算日益增長、其軍事實力日益提高,旨在令美國在中國近海地區不再占據長期以來的軍事優勢地位。
 
就長期而言,美國主導中國周邊地區的努力會導致中國軍隊在美國周邊地區也作出類似的回應,就如同蘇聯曾經做的那樣。莫斯科積極地在美國的大西洋沿岸和太平洋沿岸巡邏,在距離這兩條海岸不遠處部署了能夠發射導彈的潛水艇,支持西半球的反美政權,并且憑借足以摧毀美國內陸的核打擊能力威懾美國,令其不敢與自己開戰。以什么為依據,華盛頓才會認為北京最終不能、也不愿針對美國軍隊在中國周邊構成的威脅而對美國以牙還牙呢?
 
在長達42年的冷戰期間,美國一直與其蘇聯對手保持著充分的軍隊與軍隊之間的對話。美國和蘇聯雙方都明確地承認達成戰略均勢以及提出危機管理機制的必要性,以便降低在兩國之間爆發戰爭和核交火的風險。然而,如今不存在此類對話、諒解或是機制,來對美軍和中國人民解放軍之間業已存在的緊張局勢的升級加以控制。在不存在此類對話、諒解或是機制的情況下,美國對中國人民解放軍所具有的全部意圖與計劃的揣測,都并非出于真憑實據,而只是出于鏡像思維。
 
中美之間的互不理解可能促使軍事對抗更加激烈、并且增加這種局面可能導致的危險,這樣的可能性正在增加。由于中國和美國的內部安全與反情報機構似乎正在你爭我奪地試圖在令對方國家的公民對本國心生不滿之情方面比對方做得更加出色,發生這種情況的幾率甚至進一步增大了。中國是個警察國家。對于身在美國的中國人而言,美國有時候看上去也正在成為一個警察國家。
 
很難避免得出這樣的結論:如果華盛頓繼續當前這種做法,那么美國獲得的利益將很少,同時會將大片地盤拱手讓給中國,并且極大地增加自身福祉、全球領導地位以及安全局勢所面對的風險。
 
從經濟方面來說,中國將變得不那么歡迎來自美國的出口產品。中國將要么尋求實行進口替代政策,要么試圖尋找能夠替代美國的商品及服務的其他來源。隨著接觸世界上擁有最大規模的中產階級以及消費者群體的經濟體的程度受到限制,美國在價值鏈上的地位將會下降。中國與其他主要經濟體關系的發展速度,將快于這些主要經濟體與美國關系的發展速度,這反過來又會影響到美國的經濟增長率。美國對中國貿易赤字的任何減少,都會被與其他國家貿易赤字的增多而抵消,因為當前位于中國的那些生產將會轉移到這些地方。
 
隨著中國為既存的一系列國際組織提供新的機構以及資金,以及在這些機構的管理過程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中國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將得到擴大。“一帶一路”倡議將使得中國的經濟影響力擴張到歐亞大陸及其周邊地區的任何一個角落。美國在全球規則制定及其執行過程中發揮的作用將進一步衰退。中國將漸漸地取代美國,在全球貿易、投資、運輸和新技術規章制定等方面成為新的標準制定者。
 
中國的技術創新將進一步加速,但這將不再是在與美國研究者以及研究機構的合作中實現的。與之相反,中國將自主地以及通過與美國之外的科學家進行合作,來實現技術創新的加速發展。美國的大學將不再吸引來自中國的最為優秀的大學生以及研究人員。在沒有美國參與下所開發的新技術,與其說美國能夠分享、不如說美國將無法獲得其帶來的收益。與此同時,美國長期以來在科學和技術方面占據的優勢地位將逐漸地化為烏有。隨著中國與美國之間的熱誠以及聯系煙消云散,中國人尊重美國知識財產的理由也將變得更少,而不是更多。
 
考慮到美國軍力部署在前沿這一狀況,中國軍隊擁有居于守勢和交通線更短這一巨大的優勢。中國人民解放軍當前正專注于反制美國在太平洋沿岸最后十分之一處,或者說是6000英里范圍內,投射兵力的能力。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人民解放軍很有可能會試圖通過直接向美國邊界地帶施壓的方式,來向美國向中國邊界施壓的做法投桃報李,就如同蘇聯軍隊曾經做過的那樣。
 
如今在美國軍隊與中國人民解放軍PLA之間存在著的敵對關系已經助長了兩國軍隊之間的軍備競賽。這種情況很有可能會進一步擴張和加速。PLA正在迅速地縮小自己的軍事實力與美軍軍事實力之間的差距。PLA正在研發核三位一體,以便匹敵美國的核三位一體。好消息在于,中美之間相互的核威懾看上去仍然是可能的。壞消息在于,臺灣的政客以及他們在華盛頓的同路人正在堅決地挑戰那些在過去40年間用對話與和解使得臺灣海峽兩岸的軍事沖突局面得以緩解的政策框架與相互諒解。在臺灣,有些人似乎相信,當他們與大陸發生沖突時,能夠指望美國出手干預。中國內戰并未結束,而是在1950年時由于美國的單方面干預而中止了。如今,這場戰爭比數十年來的任何時間都更加接近于重新打響。
 
關于中美關系政治-軍事方面,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國,任何曾在中國待過一段時間的人,如今經常無法通過安全審查。這確保了很少有情報分析人士能夠擁有“指尖上的觸覺”——即從直接經驗中得來的感覺——而這種感覺對于真正地理解中國或是中國人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對此不必擔心。因為特朗普政府根本不相信情報部門。如今,政策是根據混雜著媒體炮制出來的幻想的無知出臺的。在這樣的情況下,某些野心勃勃的美國人開始在龍糞中搜尋未被消化掉的中國惡意這一金塊,從而在掌權者熱衷于此類事物之前就能因此吹噓自己。中國有句老話很好地總結了這種做派:“屎殼郎戴花,又臭又美。”
 
總而言之,這樣的做法是無法在應對中國的財富與權勢與日俱增對美國提出的多重挑戰方面取得成果的。那么,該怎么辦呢?
 
我在此提出幾點設想。
 
先,接受這樣一種現實:中國體量太大了,而且在國際體系中扎下的根太深了,是無法通過雙邊的方式加以應對的。國際體系需要作出調整,以適應中國的崛起所造成的地區與全球財富與實力均勢的這種地殼移動式的重大變化。要想擁有成功地應對如今正在發生的變化的一絲希望,美國就需要獲得一個由富有理性和遠見的人士組成的聯盟的支持。如果美國繼續以蔑視聯盟和伙伴關系的方式采取行動的話,美國就不可能獲得這樣一個聯盟的支持。華盛頓需要重塑建立在外交與禮讓基礎上的治國之道。
 
其次,需要忘記政府管控下的貿易以及其他形式的重商主義。沒有人能夠指望在這樣一場國家統制主義的游戲中戰勝中國。世界不應做此嘗試。世界也不應該鼓勵中國政府以犧牲市場力量或是中國的私有部門為代價,來管控貿易。各國政府可以而且應該制定經濟政策目標,但如果是市場、而不是政客,通過分配資本和勞動力來實現這些經濟政策目標的話,任何人都將從中獲得更大的利益。
 
第三,與其假裝能夠在地區和全球治理中拒絕賦予中國重要的角色,不如優雅地承認現實。與其試圖削弱中國,不如利用其財富和實力來支持以規則為基礎的世界秩序。中國正是在這一世界秩序中實現繁榮的。世界貿易組織正是這一世界秩序的一部分。
 
第四,應該接受這一現實:美國繼續與中國在科學、技術和教育方面保持開放,會令自己獲得更多利益,而不是失去更多。需要保持警惕,但不應過分。最好繼續保持目前這種開放和跨國合作的局面。要針對中國開展工作,說服它相信對它而言技術盜竊的成本最終會變得太高,從而不值得承擔。
 
第五也是最后一點,不要再在中國沿海地帶進行挑釁性的軍事行動。不要再頻繁地用“航海行動的自由”來對中國對《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解釋提出抗議,而是轉而展開對話,爭取雙方對彼此的相關利益與原則達成相互諒解。批準《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并且利用該公約的爭端解決機制。盡可能地避免與中國發生軍事對抗,并且尋求展開符合雙方共同利益的行動,例如保護商業船只,等等。尋求雙方共同的立場,同時并不否認雙方之間長期存在的分歧。
 
總而言之,中國和美國都需要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以便應對長期以來遭到忽視的國內問題。做更多我們目前正在做的事情,只會使得中國和美國都無法維持目前這種和平、繁榮和國內安寧的程度。然而中美之間更具合作性的關系卻能夠做到這一點。中國與美國這樣的兩個大國之間敵對式的共存將會導致兩國都遭受傷害,使得任何一方都無法從中獲益。這會導致不可接受的風險。美國人和中國人都需要離開我們如今身處的這條道路。我們能夠、我們必須找到一條對我們而言都更好的前進之路。
 
演講原文:https://chasfreeman.net/on-hostile-coexistence-with-china/
 
作者:傅立民(Chas W. Freeman,Jr. 查斯·弗里曼)
 
翻譯:李巖
 
來源:中美印象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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